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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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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窥,深诘,深思(旅途篇)  

2008-07-25 11:18:38|  分类: 深窥,深诘,深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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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多月,我几乎在做布朗运动.从西北到东南,奔波各地.透过各种交往,甚至点滴小事,感受到一些值得体味的片断,引发了遐想.记录下来,和网友们交流.欢迎批评,欢迎讨论.

       <感动乌鲁木齐公交让座>

       对乌鲁木齐市,总体印象不错:街道整洁,绿化茂盛,天气热而不闷.突出的印象是,公交发达.白天开完会,大概六七点钟,太阳仍然高挂天上.于是出宾馆,打算到大扎巴看看.路边良久等不到的士,几路公交却鱼贯到站.已是下班时刻,车上人满,但不拥挤.我跳上车在自动交费箱交了一块钱,正要找个吊环,身边一位小伙子站起来给我让座.呵呵,这情景已多年不见了,尤其在我们北京.偶然吗?不.下一站上来了一位抱小孩的妇女,立马就有一位包着头巾的维族女士站起来让座."谢谢.""不客气".这趟车大约七八站,我看到的就有三次让座.我想,这在乌鲁木齐已成为风气.或许,乌鲁木齐没有内地一些大城市“国际”,没有摩天楼,没有超大荧屏广告,等等。但是我要说,一个城市的形象,一个城市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是一种无形的但又无处不在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弥漫在城市主体--普通老百姓之中的爱心和情感。记得梁启超先生有言:“大学者,非大厦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我们是否可以套用一下:“国际化大都市者,非摩天大楼之谓也,乃现代文明市民之谓也。”

       此外,我还想到:一个城市公交发达和方便,说明这个城市的执政者真正把“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变为自己的行动,落到了实处;真正为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着想。

       当然,我不认为乌鲁木齐城市就十全十美了,乌鲁木齐的公朴们就是典范了。但是,见微知著,比起那些号称建设国际大都市,一味做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标志建筑”,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面对众多百姓冷暖而无动于衷的城市和其执政者,乌鲁木齐 公交方便和公交让座现象,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和病中的陈晓向教授相聚>

       出席龙岩土楼文化节后,厦门停了两天;只想看看鼓浪屿,会会老朋友。厦门大学罗林教授从头至尾关照我们;戴志坚教授也是老朋友了,第二天还要出发带学生实习晚上还是热情地埋单邀请。他们在和我相聚时,都邀来几位研究生;欢声笑语,倍感亲切。

       最让我高兴的是见到了在厦门家中养病的华侨大学的陈晓向教授。晓向是清华建筑学院第四届工程硕士班的,我们戏称“黄埔四期”;彼时我是他们的班主任。他论文的题目是《惠安乡土建筑中的石文化特色研究》,导师是朱文一教授和黄汉民教授。我对他深入调查和潜心研究泉州的石筑传统建筑非常欣赏;也从他那里学习到不少知识。晓向毕业后执教于华侨大学建筑系,同为教师,共同语言更多了。他多次邀我来看看土楼,只是我一再失去机会。袁牧论文调查到泉州,受到他热情周到地安排,就像自己的学生一样。这次到龙岩,原以为晓向教授会参会,但却从罗林的口中得知他病了.罗教授称:一直不想打扰他,这次我来了,不能不告诉他.于是,罗教授打了一圈电话:辗转从朋友那里找到晓向妹妹单位的领导,问到了晓向妹妹的电话;又从她那里问到了晓向在厦门的电话.我原以为,能和晓向通上话,问声好我就满足了,但他在电话里表示一定要来看看我,聚一聚,真使我感动万分.

       晓向终于来了.他抱着病,居然还自己开着车,冒着炎热从十多公里外赶来.

       我曾经说过:在当今众多社会关系里面,师生和同学的关系,是受污染相对最少的.当然也不尽然,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的嘛.

       <为促进乡村建设规划事业再到浙江大学>

       当今,事业也好,职业也好,甚至专业,往往都要和"钱"联系在一起,市场经济,可以理解;但无论什么都要把"钱"放在第一位,就不合适不正常了。“工业反脯农业,城市帮助农村”,救灾扶贫,促进贫困地区解困,目的就不能是赚钱。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并不富裕地区的某学术论坛,请来某某“策划”“大师”,匆匆来匆匆去,讲了两小时,要了六万块;据说还是优惠。网上被大骂的“叫兽”(教授),“砖家”(专家)就是这类人。

       当然,专业人士中不乏心系大众,默默奉献的人。我知道,长期为我国乡村规划建设鞠躬尽猝者也大有人在。中国第一任“村长”原建设部村镇司长冯华,《村镇建设》老主编金大勤,以及杜伯操,赵喜伦,骆中钊等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戏称)几乎一生都在“上山下乡",还有相当数量的各地区特别是“老,少,边,贫”地区的专业人士,他们的工作条件比为城市建设艰苦,他们的收入报酬比做“标志性”工程和房地产开发规划少的多;他们还时不时的被业界有意无意地贬为没有“水平”,从而边缘化。但是,他们却把自己和中国现代化的“三农”攻坚战,和数以七,八亿计的乡民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在校内校外事情很多的学期结束时,到全国气候温度最高杭州,而且还自掏机票费,应浙江大学王士兰教授的邀请,参加《全国乡镇规划知识读本》审稿会的动因。与会者中规院的汤铭潭,同济大学的彭震伟,安徽建工学院的蔚芝炳,都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了;可喜的是,参加读本《规划篇》,《建设篇》,《管理篇》编写的,还有好几位年青人。大家逐一审查,争论,斟酌,推敲,一丝不苟。我们就住在浙江大学校门口的灵峰山庄,七月流火,挥汗如雨。每天往来浙大校园,经过竺可桢先生的铜像,感受着马寅初,钱三强,沙文汉,蒋梦麟,陈独秀,等等一大批宗师曾经漫步的地方,心潮澎拜。难怪毕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人李约瑟先生来到这里,情不自禁地称赞它是“东方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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