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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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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居向何处去——三思中国民居(上)  

2007-09-01 18:00:07|  分类: 交流与探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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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单德启

关于中国民居的话题,已成为多年来涉及方方面面的热点,焦点,难点。它涉及到学术界、开发商、政府官员、广大的普通百姓;它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民族建筑振兴、小城镇建设、人口资源与环境,发展旅游业和乡村经济;它为众多建筑师、规划师、画家和摄影师、旅游专家、文物保护专家的所注;“物权法”颁布以来,法学界人士也开始涉及这一领域,诸凡拆迁、产权、转让交易等,许多方面尚是法治的空白;等等等等。本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全面地、完整地讨论这些方方面面的话题,仅就学术或理论研究的层面,针对实际状况提出的矛盾,梳理了三则话题,愿将个人思考、探究的困惑和求解,与各位专家学者交流。题为“三思”也有一语双关的含义。

在讨论之前,我想界定一下相关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需要界定的概念是:

老房子≠中国传统民居≠文物保护单位(含全国、省、市和县级)≠文化遗产;

老村落≠中国传统民居聚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文化遗产地;

“保护”、“更新”、“改造”、“利用”、“发展”也各有各的概念所指。

《一》

“思考之一”是:“保护”还是“更新、改造”?

一般讲,似乎没有争议;尖锐一点讲:是“大部分保护”还是“大部分更新改造”,争议就很激烈。北京老城(二环以内)大片拆除胡同和四合院,徽州古民居逐年大量消失和近年外卖上海十二栋异地保护,都引起了激烈争论。

以我较熟悉的徽州民居为例:年初黄山调查,市辖(原徽州地区六县有四个县在现黄山市辖区内)地区内尚有1022个古村落、6079栋古民居。《新安晚报》曾披露,每年有近一百栋古民居消失。这里指的“古民居”,是我所界定概念中的“中国传统民居”,亦即是明(已非常少)清、民国时期按传统样式建构的徽州民居。

那么,这数以千计的古村落,古民居能都保护下来吗?都需要保护下来吗?

十二栋徽州民居外卖到上海,精心移植保护打扮成一个<徽州大院>,对外开放。打开了有关网点,网友们大打口水仗。反对者大骂“败家子”,支持者少数,说你有本事保护吗,不是一天天一年年毁掉了吗?据我了解,黄山市的领导们,“保徽”,“改徽”,不能不称之为殚精积虑,想方设法;但效果并不理想。目前这些古民居评定了文物等级、挂牌保护,并受政府拔款资助的仅有10左右,也就是说600余栋,而且多集中在几个列为世界遗产和旅游名村内。按一幢古民居保护费60万元计(频临倒塌的如修复远不止此数),安徽南部除黄山市外包括绩溪等地的14000栋古民居,总共需要至少80多亿的资金。黄山市占了一半徽州古民居,则至少需要40近个亿,那么年财政总收入12.6亿的黄山市政府,不干任何事把三、四年的地方财政统统用于保护这些古民居,可能吗?现实吗?不久前,黄山市长公开答复媒体,这种政府承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黄山市拥有较多旅游收入,相对于处于穷山恶水的贫困地区条件还好些,不知更穷的地方(往往也是古民居相对集中的地方),保护古民居谁来埋单?

于是,就有多种主意、多种途径:

黄山市拟出台《皖南古村落认领保护办法》冀图吸引民间财力对非国家文物类的古民居进行保护,此事有无效果,与《物权法》颁布以后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待探索。

另一种呼声就是异地保护。前几天在歙县听有关领导讲了这么一则小故事:移植到上海的十三栋古民居中有两栋来自该县深山穷村;该地有两家相邻古民居,一家卖到上海获利十几万元,重新修建了一栋住宅,户主非常满意;另一家没肯卖,现在已成了危房难以收拾。        

异地保护是一种办法,但也要相应有个规矩,不是什么都可以卖。首先,文保建筑就不行;其次,处于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中也不行。外买、移植出去做什么?也应当有个约束,毕竟这房子代表了一种历史文化信息,胡乱装扮和利用它也不合适。

还有一种声音就是更新改造,现在持这种观念的人也越来越多。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小组”(10人小组),至少有三、四位表示过这种观点。原古建研究所长王世仁先生就从不讳言:“北京的旧房子,还拆得不够。”他在面对媒体时说:“旧城区的居住情况我很清楚,你到崇文门和前门去看看,看看那里的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为民解困的任务要远远重要于保护七八个四合院。”香港《南华早报》去年发表《北京的胡同,该拆还得拆》。文中介绍一位在北京胡同长大的女士对胡同的印象。她说:“没电、没有抽水马桶,冬天烧煤冒烟,住的十分拥挤。”“我还问过许多人,没人愿意为了追寻历史而住在落后的地方。”

这至少是另一种声音,我认为是决不可不听的一另种声音。

这里面有一个界定,也就是一开始所说的相关概念的界定:

——全国大大小小成千上万个老城、老镇、老村里面的“老房子”是否都属于学者专家们争论的“中国传统民居”范畴?我想恐怕大多数不是。

——全国粗略地讲(没有权威分类)属于“中国传统民居”范畴的如北京四合院、徽州民居和江南水街民居、干栏木楼、西北窑洞和碉房等等、等等,是否都属于文物专家们大声疾呼需要“原汁原味”、“修旧如旧”地保护的“文物保护单位”?我看从数量上讲,大部分也不是。

——“文物保护单位”就等于“文化遗产”吗?这里面也有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如果我们泛泛地从文化、文脉层面上讲,它们也是文化“遗产”;但现在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中国文化遗产”称谓,它具有“法”的概念,受一定的法律法规制约。那么,“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全国一级的就有两千多个,加上省、市、县级、恐怕几十个万了吧!都要“享受”“文化遗产”法待遇吗?

不要以为我本人不热爱文化遗产、不关心“文物保护单位”,不珍惜中国传统民居”,恰恰相反!我是为“坐在办公室里(或坐在书斋里),不下去走一走跑一跑,仅凭感觉或传媒,大笔一圈:保!”而悲哀;更不用说赶浪头,把这一件事的“统计成果”也作为“政绩工程”了!

你越是把“保护”的数量不加分析地划得越多,以为越多越好;

你越是把“保护”的领域和范围不加分析地划得越大,以为保护范围越大越好;结果越是适得其反!

这是一个出发点可能很好,但思维模式走入误区的“悖论”。

《二》

“思考之一”还可以深入讨论一下:作为千千万万普通百姓居住和生活的建筑载体,社会聚落,主张“大面积保护”、“保得越多越好”,究竟为什么?价值取向是什么?

我还是建筑系学生的时候,就自豪自已从事的事业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后来读了梁思成先生的一段文字,感到对自已的专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梁先生说:“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制于自然物理,非著意求新形式,更无所谓派别;其结构之系统及形制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

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广厦千万间”,还是建筑的“结构”、“形制”,第一出发点是功能需要,是解决人们居住的要求。那么今天“中国传统民居”作为一种量大面广为广大乡民、居民住所,对待它的第一(当然不能说唯一)价值取向应该是为当代人创造一个适用方便的居住功能。应当说传承到今天的传统民居就总体来说是不适用不方便的。这就是为什么居住在传统民居里的老百姓和大力倡导要保护这类民居的专家学者,甚至是有关部门的政府官员总是有相左看法的根本原因。

再具体分析就是传统民居模式和现代人的生活需求产生了很难调和的矛盾,这表现在:

——“家庭细胞分裂”;家庭结构的变化。随着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那种三代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越来越少,而3~4人的小家庭取代传统大家庭是历史的必然。比如“四合院”在过去是个较为理想的居住模式,王国维在《明堂庙寝考》中写道:“其既为宫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近,而后情足以相亲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诸室相接,非四阿之室不可。四阿者,四栋也。”“东西南北而凑于中庭,此置室之最近之法最利于用,亦足以为观美。”那么,封建大家庭解体后,这类四合院模式显然不是现代人合适而较为理想的居住模式了。北京四合院大多数为大杂院、贫民窟,几家合住实在不应该延续下去了。要是3~4人的普通老百姓家庭居住这么大的四合院,可能吗?现实吗?

—— “居民职业分解”: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乡民。小农经济的转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使农村地区原有农户单一务农演进为一、二、三产并举的职业状况。据统计,到2020年予计城市化率为60%以上,现在大约40%多,那么每年将有一千多万农民由农业户转型为非农户;事实上在农村普遍存在农户劳力外出打工,到城镇从事运输、商贸和服务的第三产业。越是转型和发展快的地区,农村中“空心村”现象越是严重。那种前院打场、后院养猪、大量存放农具等等生产和储藏需要的空间显然在许多不务农的乡民中不需要,却占据了可观的土地。

—— “社会交往频繁”:在“传统民居”是普遍的较好的居住模式的那个时代(一般说来是明清—民国时期,因为那是封建、半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居住模式;现在讨论的传统民居大多数也是这一时期所形成完善的模式并传统承至今的),社会交往比较简单,许多活动如待客、节日礼仪、家庭文娱、乃至农闲时家庭手工业等都在宅内如堂屋、正厅,干栏木楼的火塘间进行。我把传统民居时代的交往空间称为“小堂屋”。进入现代社会,从上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城市老城区和村镇社会交往快速发展:经济的如商贸、超市、精品店,文化的如学校、文化馆、网吧,休闲娱乐的如歌厅,生活的如餐馆、酒吧等等,在聚落中心地带快速发展成了居民共享的“大堂屋”,即聚落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许多过去年代在自家进行的公共交往活动,转移到“大堂屋”来,从而使住宅本身功能趋于单一,仅限于或主要为家庭成员休息、生活、业余学习场所(如书房、电脑房)。这一因素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民居住模式。

—— “交通方式突破”:最显著的一点是机动车,包括拖拉机、工具车、电单车及专跑运输的卡车、小巴等,渐次地、也是势不可挡地进入了传统民居聚落和民居家内。随着农业提升、产业结构变化和农村地区现代化发展,以及农民身份职业的改变和逐渐富裕,交通工具交通方式也突破了原有状况。过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至多逢集赶墟一条小毛驴、一台手推车或一辆自行车当天乡上镇上一天来回,以农副产品出售换来家庭日用品和农具。现在许多村镇机动车数量有增无减,传统聚落里的窄街小巷,难以满足新的交通要求。本人在绍兴古城八字桥划定的保护水街内,亲眼看到居民扛着自己的摩托车,提着大包小袋过石桥、上台阶。在楠溪江传统村落里,农民开着拖拉机挤着小巷极其小心地擦着墙边、压着石板路慢慢前进。我不知道:是这类地区的居民乡民必须放弃“共同享受现代化成果,”只能小毛驴加小推车,还是统统搬出来把它变成一个“民居大博物馆”?更不用说,如果与过境的或对外的交通接轨后,聚落的空间结构和建筑尺度,该如何应对?

—— “用地日益紧张”:土地资源紧缺和其它资源紧缺一样,是当前和今后制约我国国计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因素。与我们传统民居议题的关连是:中国传统民居(就我们当前所面临传承下来的民居)作为一个良好的居住模式,当时它负担了多少人口的居住功能?它又占据了多少土地?人口与居住用地比是多少?这里本人没有较精确的计算,但有一个概念:就是当这些传统民居还是较好地适应对它的功能要求的那个时期,比如清代初期,全国人口还没有超过一个亿,现在是十三个亿!权威机构还没有中国居住用地的统计数字,但有中国耕地面积的统计数字。国家统计局去年公布的数字是:2005年中国人均耕地仅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仅以过去十年统计,已经减少了3800万公顷,是快速城市化和各种工程建设所需。当我们人均GOD超过2000甚至3000,当城市化要求达到60%甚至70%,当大量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撤乡并镇、改变广大农村地区乡和村的匀质分布,村镇住宅由前场后院的一、两层建筑向多层乃至小高层发展,应该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面积地保护“老村落”、“老房子”是不可能的。

—— “材料大量更替”:未来的年代,自然资源的紧缺更加严峻,耕地锐减,土地宝贵,大量使用原生材料如木材、黏土已越来越困难;同时天然能源如柴草,煤炭也缺口很大,而开发水电、地热、沼气、太阳能等也是大势所趋。节约自然资源,开发和充分利用精细加工的复合与再生材料,以及粗材细用、细材精用,是建筑发展方向,尤其对于量大面广的民居,更是如此。传统民居有一个说法,即材料费用占居民总投资的70%,作为并非“标志工程”、“形象工程”乃至时下喧闹一时的“别墅”、“豪宅”,普通老百姓是不会也不可能重建、修复传统民居的,它实际上比建造一栋现代住宅还费钱。况且,更主要的是现代住宅的采光、通风、防火、结构安全,以及现代化的厨卫设备是传统民居难以企及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民居如北京四合院、徽州民居、江南水乡民居,乃至干拦木楼、窑洞等等以及其聚落,作为一种普遍的普通老百姓的聚居模式,或迟或早总是要被新的模式——现代的又是有中国地区特色的新模式所逐步取代。

必须申明这里有两种例外:一是主要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或文保建筑,即使从文化层面上考虑当然需要保护,现在对其保护力度还太小,资金严重不足,产权等法制很不完备,如何处理其“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还缺乏经验。属于这种情况的传统民居及其聚落,显然是少数,只能是少数。以黄山市辖地区为例,现有1022个古村落,保护10%,就有100多个了,我看能真正保护下来,是非常了不起了。6079栋古民居,保护10%,就有600多栋;保护20%,就有1200多栋,当然也是很了不起的事。就是做到真正的“少量保护”,绝对数量也相当可观,其难度也是非常之大的!在这些被“保护”下来的聚落(街区或村落)里,在这些被“保护”下来的传统民居里,居民的生活需求显然还是要认真对待和妥善解决的。

还有一种例外是:在贫困地区——比如少数民族聚集的西南山区,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转型不大,民族文化心理稳定,情况更复杂些。在这类地区,除非乡民普遍地、强烈地要求改造、更新,免为其难地“超前”行动恐怕不行。其实,这类情况其经济基础,仍然基本上是小农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区发展和变革较快的城市和公路沿边,乡民们自发地改造传统民居模式也屡见不鲜;比如云南德宏和版纳,一些传统干栏竹楼民居,乡民们已经把底层(过去用于储藏和蓄养)乃至二层外墙,用砖砌块围护起来,以充分利用建筑空间。

“少量保护、大量更新改造”,恐怕是中国传统民居必然的历史命运。这是基于中国传统民居本身具有“二重性”所致:作为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传统民居,它值得传承,也应该传承;作为当代人聚居的住所的传统民居,它应该更新改造。“笔墨当随时代”,不仅是画论,也阐述了人类文明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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